遵义会议精神内涵刍议

【中图分类号】D23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0351（2013）03―0058―091935年1月，中共中央长征途中在贵州遵义召开扩大的政治局会议，在危难中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遵义会议因此彪炳史册，并由此产生了影响深远的遵义会议精神。遵义会议精神是中国共产党的宝贵财富，继承和发扬遵义会议精神，对我们今天的建设和改革意义非常重大。但目前对遵义会议精神内涵的概括，颇不一致，有进一步深入研究的必要。我认为，概括遵义会议精神，应从会议的特点、内容和影响等方面去考察。本着这样的思路，谨提出自己的看法，请教于理论界。
　　一、发扬民主
　　遵义会议是实行党内民主的典范，会议的成功是发扬民主的结晶。
　　第一，会议是根据大家的意见和要求召开的。1934年12月初，中央红军经过血战，突破国民党军在湘江沿线设置的第四道封锁线，进入湖南，但红军付出惨重代价，由出发时的87万余人锐减为3万余人，实力大减。①而其时，蒋介石已经调集16个师部署在红军通往湘西的要道上，张网以待，企图一举消灭中央红军。此时，继续循既定路线前进还是另辟新路，关系中央红军的生死存亡。有鉴于此，毛泽东向同行的王稼祥、张闻天分析第五次反“围剿”的军事指挥错误，提议中央讨论军事失败的问题。[1]438张闻天、王稼祥认识到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主要原因是军事领导上的战略战术错误所致，于是和毛泽东一起为纠正这个错误而努力。②周恩来在1943年11月27日在中央政治局会议的发言中回忆说：“从湘桂黔交界处，毛主席、稼祥、洛甫即批评军事路线，一路开会争论。从老山界到黎平，在黎平争论尤其激烈。”[2]64
　　12月12日，中共中央负责人在湖南通道召开紧急会议，讨论红军战略行动的方向问题。毛泽东建议放弃原定的去湘西和红二、六军团会合的计划，改向敌人兵力比较薄弱的贵州进军。毛泽东的这一主张，是使红军摆脱困境的正确途径，得到张闻天、王稼祥等人的赞同。但为共产国际顾问李德所反对，党的最高领导人博古也不同意放弃原定计划。由于意见不一致，于是会议决定在行军路线上作出调整：西进贵州，尔后沿黎平、锦屏北上，进入湖南与红二、六军团会合。其后，在红军西进还是北上问题上，中央领导人存在严重分歧，并因此发生争论。为此，12月1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贵州黎平召开会议，继续就此讨论。会上经过激烈争论，决定采纳毛泽东的意见，确定不去湘西，而向贵州进军，随即，红军开始向黔西进军，这就是中共党史上著名的“黎平转兵”。同时，鉴于“在湘南及通道的各种争论”，黎平会议决定到适当的地区召开会议，决定和审查黎平会议的决定、总结第五次反“围剿”以来军事指挥上的经验教训。[3]34
　　综观这段历史，强调两点，一是红军西向贵州的战略行动方向的确定，是实行民主集中制、民主决策的结果；一是遵义会议是针对党内争论和对博古、李德的领导存在意见，为发扬民主而决定召开的。③第二，遵义会议实行了广泛的民主。在遵义会议上，博古作关于第五次反“围剿”的总结报告（史称“正报告”）。他在报告中强调：第五次反“围剿”失败是由于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力量强大，白区和各根据地工作配合不够，中央苏区的后方物资供应工作没有做好等，否认他和李德在军事指挥上有严重错误。对此，与会的绝大多数人不满意。周恩来接着在关于反对敌人第五次“围剿”的军事工作报告（史称“副报告”）中，实事求是地审视了此次反“围剿”中在战略战术诸方面存在的问题，主动承担了个人在指挥战争中应负的责任，作了诚恳的自我批评，同时也批评了博古和李德。随后，张闻天根据会前和毛泽东、王稼祥讨论的意见（主要是毛泽东的意见），作批判“左”倾主义军事路线的报告（史称“反报告”）。
　　三个报告之后，毛泽东发言。他首先表态不同意博古的报告，认为博古强调客观原因过多，而忽略甚至回避在主观方面的失误。他归纳第五次反“围剿”中的错误：第一阶段是进攻中的冒险主义，第二阶段是防御中的保守主义，第三阶段则为退却中的逃跑主义；他具体分析了敌人的一、二、三、四次进攻时，红军为什么能够胜利，而在敌人第五次进攻中红军为什么失败的原因，运用事实驳斥了博古所讲的客观原因；他就具体的战术问题和军事指挥问题，提出了自己的见解，如对诱敌深入、集中优势兵力、运动战、游击战、战争的持久战和战役战斗的速决战、保持有生力量和保卫苏区领土的关系、战略转移与实行突围的问题等，都作了深刻的论述。
　　紧接着王稼祥发言，他旗帜鲜明地支持和赞同毛泽东的意见，批评博古、李德在军事指挥上和战略战术上的错误，拥护毛泽东出来指挥红军。其后，周恩来、朱德、李富春、聂荣臻、刘少奇、陈云、彭德怀等相继发言，“完全同意洛甫及毛王的提纲和意见”，[3]42认为博古的报告“基本上是不正确的”；[4]3只有凯丰替博古辩护，“不同意毛张王的意见”。[3]42会议没有约束，气氛宽松，与会者各抒己见，畅所欲言，充满民主气氛。
　　第三，会议决定体现了民主集中制原则。会议根据大家意见，最后决定：“（一）毛泽东同志选为常委。（二）指定洛甫同志起草决议，委托常委审查后，发到支部中去讨论。（三）常委中再进行适当的分工。（四）取消三人团，仍由最高军事首长朱周为军事指挥者，而恩来同志是党内委托的对于指挥军事上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3]42会议还根据刘伯承、聂荣臻的建议，“一致决定改变黎平会议以黔北为中心来创造苏区根据地的决议，一致决定红军渡过长江在成都之西南或西北建立苏区根据地。” [3]35
　　张闻天根据会议委托，在会后根据会议精神写成的《中共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的决议》，明确指出李德和博古执行了“左”倾军事路线，对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和长征初期的重大损失，“应该负主要的责任。”并决定“必须彻底纠正过去军事领导上所犯的错误，并改善军委领导方式。”[4]22 　　第四，会议对博古、李德的不民主领导方式提出批评。《中共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的决议》指出：“政治局扩大会认为XX同志特别是华夫同志的领导方式是极端的恶劣，军委的一切工作为华夫同志个人所包办，把军委的集体领导完全取消，惩办主义有了极大的发展，自我批评丝毫没有，对军事上一切不同意见不但完全忽视，而且采取各种压制的方法，下层指挥员的机断专行与创造性是被抹煞了。……虽是军委内部大多数同志曾经不止一次提出了正确的意见，而且曾经发生过许多剧烈的争论，然而这对于华夫同志与XX同志是徒然的。一切这些，造成了军委内部极不正常的现象。”[4]21这种批评，毫无疑问是对民主风气的倡导，有助于党内民主的发扬。
　　这里有一点应特别指出，就是博古的态度对会议的积极影响。博古在当时并没有认识到自己的错误。他后来在“七大”发言时说：“在这个会议（指遵义会议――引者注）上，我个人是不认识错误的，同时不了解错误，我只承认在苏区工作的政策上有个别的错误，在军事指导上，有个别政策的错误，不承认是路线的错误，不承认军事领导上的错误。”[5]107但他在遵义会议期间表现了民主作风。一是，在黎平会议他主张由黔东北上湘西和红二、六军团会合，当他的意见被否决后他服从多数人的意见，服从会议的决定。当李德不满会议决定，和周恩来争吵时，他对周恩来说：“不要理他（指李德）。”[6]338二是，在遵义会议上，作为最高领导人和会议的主持人，博古容许别人发表不同看法，让大家充分讲话，并对他的错误进行严厉的批评，虽然思想上不接受，感觉不好受，但没有利用权力压制任何人发表意见，表现出良好的民主作风。三是，遵义会议后接受遵义会议的决定，顺利交接工作。博古的民主作风和正确的态度，对遵义会议的成功是不可分的。亲历会议的伍修权曾就此有很高的评价：在遵义会议上，“博古同志虽然是会上主要批判对象之一，但是他的态度还是比较端正的。他主持会议，却不利用职权压制不同意见，表现了一定的民主作风和磊落态度。会后，他又坚决服从和执行中央的决定，并严正地拒绝了别人的挑拨性意见，这些都体现了一个共产党人的应有品质。”[7]126-127
　　综观遵义会议，其之所以能够成功召开，能够作出影响深远的决定，是和广泛的、充分的民主讨论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是民主决策达成科学决策的典范。良好的民主氛围为纠正“左”倾错误创造了条件，而民主的发扬决定了遵义会议的成功。因此，发扬民主是遵义会议的一大特点，是构成遵义会议精神的一个主要要素。
　　遵义会议的民主风气具有深远的意义，在遵义会议上建立的新的中央领导层，一直保持着遵义会议形成的民主作风。在其后的长征中，在长征到达陕北后，在整个延安时期，以至新中国建立后的一个时期，党内民主一直得到了坚持和发扬。
　　二、思想斗争
　　遵义会议是中国共产党党内正确路线与错误路线的一次大碰撞和剧烈交锋，会议之所以能够成功，之所以能够基本结束“左”倾教条主义对全党的统治，是通过积极思想斗争实现的，具体形式就是批评和自我批评。
　　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和长征初期的严重损失，把党和革命带入极端危险的境地，引发党内包括中央领导层对博古、李德领导的严重不满，毛泽东等为挽救危局起而和其错误进行斗争，不断提出意见和批评。比如在湘江战役之后，毛泽东向中央提出了讨论军事失败的问题。[1]438而当了解蒋介石通向湘西道路上部署重兵之后，毛泽东建议并坚持放弃原定的去湘西和红二、六军团会合的计划，西向贵州。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等就此与坚持去湘西的博古、李德发生激烈的争论。虽然出现“李德因争论失败大怒”[2]64的现象，虽然博古、李德多次反对他们的意见，但他们并不放弃自己的主张，与之多次争论。争论的过程，就是批评和自我批评的过程，就是思想交锋、积极思想斗争的过程。
　　通过通道会议、黎平会议、猴场会议的争论，最后否决了博古、李德坚持去湘西的计划，避免了中央红军深陷敌军重围、全军覆没的危险。1935年1月1日的猴场会议还决定：“关于作战方针，以及作战时间与地点的选择，军委必须在政治局会议上做报告”。[8]446这个决定加强了政治局对军委的领导，实际上剥夺了博古、李德独揽的军事指挥权。而从认识论的角度看，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等对“左”倾错误的一系列思想斗争，为遵义会议的胜利召开奠定了思想基础。
　　而与“左”倾教条主义进行思想斗争的高潮是在遵义会议中。针对博古强调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客观原因、缺少从主观上检查自己领导责任的错误认识，周恩来在“副报告”中承认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存在领导、指挥方面的错误，进行自我批评，并对博古、李德提出批评，实际上表现了和博古的不同认识，是对博古“正报告”的不认同，是对他的思想斗争。其后，张闻天的“反报告”和毛泽东、王稼祥的发言，完全否定博古的“正报告”，批驳其对错误的辩解。他们对博古、李德的错误领导和指挥的批评（甚至是严厉的批评），对于提升与会其他人的认识，引导会议走向成功产生了极其重要的作用。其后，朱德、彭德怀、刘伯承、聂荣臻、李富春等也对博古、李德的错误展开批评，从而形成遵义会议集中批评“左”倾错误领导的局面。
　　当时，博古是党的最高领导人，李德是共产国际的军事顾问，但张闻天、毛泽东、王稼祥和其他与会者没有顾及其地位和身份，对他们的错误毫不留情，提出尖锐的批评，这是难能可贵的。
　　这些批评，产生的作用是极为重要的。一是，它推动会议向结束“左”倾教条主义统治、树立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领导的方向前进。二是，充分暴露了“左”倾教条主义的危害，引发与会者的深刻反思，实际上不同程度地提高了他们的认识水平。三是，通过激烈的思想交锋，加深了党和红军的领导人对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原因的认识，绝大多数人在许多方面达成共识，为党的领导层达成和解和统一创造了条件。
　　一次会议取得如此重大的成果，实属罕见，从认识论的角度考察，它充分彰显了积极思想斗争的重大作用。马克思指出：“任何大国的工人政党，只有在内部斗争中才能发展起来，这是符合一般辩证发展规律的。”[9]651亲历遵义会议的刘少奇在20世纪40年代说：“党内斗争，主要的是思想斗争，它的内容是思想原则上的分歧与对立”。[10]179而毛泽东在长征到达陕北后强调：“党内不同思想的对立和斗争是经常发生的，这是社会的阶级矛盾和新旧事物的矛盾在党内的反映。党内如果没有矛盾和解决矛盾的思想斗争，党的生命也就停止了。” [11]306“我们主张积极的思想斗争，因为它是达到党内和革命团体内的团结使之利于战斗的武器。”[12]359联系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论述去思考，就可以更加清楚地看到遵义会议积极思想斗争的作用。　　在党的历史上，集中对党的中央领导人当面进行严厉的批评，这是前所未有的。但它正是遵义会议能够成功的重要原因。可以肯定地说，积极的思想斗争是遵义会议的一大特点，是遵义会议在党的建设方面留给后人的一个宝贵经验，它当然应该是遵义会议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
　　三、顾全大局
　　遵义会议前后，党和中央红军面临极其严重的危险。其时，摆脱困境、寻找生机，是党和红军的最大问题和当务之急，而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和长征初期的重大损失，表明执行“左”倾教条主义路线的领导人已经承担不了这样的使命。但是，他们并没有完全认识到这一点，因此固执原定方案，依然延续教条主义的领导。
　　其时，奋起探寻使红军摆脱困境的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都处在赋闲的状况。长征前夕，党和红军的领导事宜都由“最高三人团”（博古、李德、周恩来组成）决定。张闻天因从福建事变到广昌战役和博古多次争论，在长征前实际上已经被“剥夺”了参与最高决策的权力，“已经处于无权的地位”。[13]78毛泽东从赣南会议（1931年11月1日至5日）到宁都会议（1932年10月上旬），再到六届五中全会（1934年1月15日至18日），一再受到排挤打击，在党内、军内没有多少发言权。王稼祥在第四次反“围剿”中被敌机炸伤，弹片还在肚子里，只能坐担架行军。因此，他们三人编入中央纵队，任务就是跟着走，在长征途中不担负领导、指挥的责任。
　　但是，面对生死存亡的严峻形势，他们秉持革命信念，从大局出发，为党和红军负责，奋起纠正错误，挽救革命。
　　毛泽东虽然屡受打击，不能参与中央决策，但他目睹“左”倾领导人的错误领导，挺身而出，努力挽救局面。他经常和一起行军或宿营的王稼祥、张闻天谈论党和红军的大事。湘江之战后，开始对他们说明和分析第五次反“围剿”中李德、博古在军事指挥上的错误。尔后又和周恩来、朱德等谈话做工作。[1]438毛泽东的这些工作，对促成遵义会议召开、纠正并结束“左”倾错误的统治产生了积极的、直接的作用。
　　与此同时，他积极向中央提出摆脱困境的建议。如在突破国民党第三道封锁线后，他建议乘国民党各路军正在调动，其“追剿军”主力薛岳、周浑元两部尚未靠拢之际，组织力量反击，寻歼敌军一部，以扭转战局（但未被采纳）。针对湘江战役的严重损失，他向中央提出了讨论军事失败的问题，[1]438目的是改变错误的军事指挥。
　　张闻天和王稼祥都对当时的局势感到忧虑，经过和毛泽东的多次交谈，他俩认识到造成严重困境的主要原因是在主观方面，是军事领导上的战略战术错误所致。张闻天在长征出发后，听取毛泽东对他和王稼祥解释反五次‘围剿’中中央过去在军事领导上的错误，他很快地接受了毛泽东的意见，并且在政治局内开始了反对李德、博古的斗争，一直到遵义会议”。张闻天后来回忆说：“对于我个人说来，遵义会议前后，我从毛泽东同志那里第一次领受了关于领导中国革命战争的规律性的教育，这对于我有很大的益处。”[13]79，80王稼祥则最先支持毛泽东意见，认为要扭转党和红军的危急局面，必须开中央政治局会议改变中央领导。于是，他俩从中国革命大局出发，积极为解救危机而努力。一是支持毛泽东的正确提议。如赞同毛泽东在红军突破第三道封锁线后，在湖南给敌人杀一回马枪的建议；在通道会议、黎平会议上支持毛泽东西进贵州的意见。④二是，商议改变领导，推举毛泽东出来领导军事。12月下旬，他俩在黄平桔林谈话，张闻天提议：还是要毛泽东同志出来，毛泽东同志打仗有办法，比我们有办法。[14]236王稼祥十分赞成，并先后曾就此和周恩来、朱德、彭德怀、刘伯承、聂荣臻等人交流，说：事实证明，博古、李德等人不行，必须改组领导，“到时候要开会，把他们‘轰’下来”。他赞成毛泽东出来统帅军队，获得他们几位的赞同。[15]1
　　周恩来顾全大局的作用是十分突出的。其时，他的思想认识发生很大变化，对博古、李德领导的正确性产生怀疑。中央红军战略转移的预定目的地是湘西，但为什么在行进到湖南通道后，周恩来要召集中央紧急会议讨论红军战略行动的方向问题？最基本的原因是他对继续去湘西的方案有了疑问，觉得应该重新研究该方案。周恩来此举是至关重要的，因为正是通道会议开启了中央红军战略转移方向的改变，此后的一系列会议和决策是以此为开端的。也正是由于思想认识的变化，其后周恩来又主持黎平会议，坚定地采纳毛泽东的建议。对于他的思想认识的变化，周恩来1943年11月27日在延安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发言中说得非常清楚：“从老山界到黎平，在黎平争论尤其激烈。……毛主席主张到川黔边建立川黔根据地。我决定采取毛主席的意见，循二方面军原路西进渡乌江北上。李德因争论失败大怒。此后我与李德的关系也逐渐疏远。我对军事错误开始有些认识，接受毛主席的意见，对前方只指出大方向，使能机动。”[2]64脱离“三人团”原来的思维轨道，是周恩来顾全革命大局的重要举动。
　　历史已经证明，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的努力和周恩来的转变，对遵义会议的成功召开至关重要。如果我们把遵义会议和1934年5月上旬“中革军委”张闻天对博古的批评相比较，就可以更清楚地看到他们态度变化的重大作用。1934年广昌战役失败后，张闻天在5月上旬的“中革军委”的一次会议上，对博古他们提出严正的批评。指出：广昌战斗中同敌人死拼，是不对的。这是一种拼消耗的打法，使红军主力遭受了不应有的巨大损失。张闻天还批评博古过于重用李德，说：我们中国的事情不能完全依靠李德，自己要有点主意。博古不接受批评，反而说张闻天的这种指责是普列汉诺夫反对1905年俄国工人武装暴动那样的机会主义思想。两人在会上争得面红耳赤，相持不下。其他与会同志，没有一个表示意见。⑤虽然此时和后来的客观形势大不相同，但博古、李德的决策明显是错误的，然而终因张闻天一人之驳过于单薄，因此其批评也就没有起到抑制博古、李德错误的作用。而遵义会议前后的情况则不同。在通道会议上，毛泽东的意见得到张闻天、王稼祥的支持，并因此得到别的与会者的支持，从而否决了博古、李德的主张。其后的黎平会议、猴场会议，情况基本相同，因此坚持了毛泽东西进贵州的前进方向，并开始逐步削减和约束“左”倾教条主义领导的权力。在关键性的遵义会议上，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的报告和发言，形成会议议题的主流，主导了会议的进程。周恩来作为中央政治局常委、“三人团”成员，他的态度和意见的分量很重。他关于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主观原因的阐述，对毛泽东参与军事工作的支持，对遵义会议的进程影响很大，“恩来同志及其他同志完全同意洛甫及毛王的提纲和意见”。[3]42正是由于他们从党和中国革命利益的大局出发，为党负责，以革命利益为重，坚持真理、维护真理，扭转了遵义会议的方向，并深刻影响了与会的其他人，从而形成克服“左”倾错误的合力，使会议出现一边倒的形势，使会议作出正确的决策。　　这里有一个观点必须进行辩驳。有论者用个人恩怨来解释遵义会议领导层的变化，说博古、李德和其他领导人存在意见分歧、恩怨，结果引发众人在遵义会议反对他俩。实际上，此说与基本事实相差甚远。如果按照一般世俗的所谓的个人恩怨来看，则毛泽东和张闻天、王稼祥等都存在。比如，张闻天1932年4月4日根据中央会议精神撰写的《在争取中国革命在一省与数省的首选胜利中中国共产党内机会主义的动摇》的社论中，否定毛泽东在反“围剿”中创造的“坚壁清野”、“诱敌深入”的策略，认为它是“浓厚的等待主义”；在1932年10月6日政治局常委会讨论毛泽东“错误”时，张闻天提议“泽东可调回后方做苏维埃的工作”。这个意见结果成为中共苏区中央局宁都会议的决定（“泽东同志回后方负中央政府工作的责任”）。[16]123如果说张闻天的这些活动，远在中央苏区的毛泽东不知晓的话，那么张闻天在中央苏区具体主持开展的反对“罗明路线”和邓小平、毛泽覃、谢维俊、古柏的“江西罗明路线”的斗争，毛泽东是十分清楚的。而这两场斗争明显是指向毛泽东的，它“实际是反对毛主席在苏区的正确路线和作风”（博古语），“进一步推翻毛主席为代表的正确路线和正确领导”（李维汉语）。在批评和排斥毛泽东的赣南会议与宁都会议上，王稼祥都有对毛泽东的批评。他为赣南会议起草的《政治决议案》将毛泽东反对本本主义、坚持从实际出发的思想理论指责为“狭隘经验论”，把根据地实行的“抽多补少”、“抽肥补瘦”、按人口分配土地的土地政策说成是“富农路线”；把毛泽东“傍着原有根据地发展”的方针说成是“右倾保守”；指责红军“没有完全脱离游击主义的传统”，并决定“要集中火力反对右倾”，对“右倾机会主义作最残酷的斗争”。再如，解除毛泽东军事领导权的宁都会议，是周恩来主持的；朱德与毛泽东曾在红四军七大上产生分歧，结果使毛泽东的前委书记落选等。但恰是他们在遵义会议前积极支持毛泽东提出的、使中央红军摆脱危险的建议，否定博古、李德坚持的主张。在遵义会议上，他们都对博古、李德的错误领导提出批评，提议和一致赞同毛泽东出来领导军事。
　　遵义会议体现的顾全大局精神，还有一个方面的内容，就是遵义会议后毛泽东作用的发挥。当时毛泽东没有成为党的最高领导人，但他参与党中央的路线、方针、政策的决策，他的主张和意见大都成为党进行革命的指导思想。实际上，毛泽东发挥了主要的领导作用。张闻天、周恩来等遇事和毛泽东商量，处处以“配角”自居，保证了毛泽东的方针、谋略得到畅通无阻地贯彻执行。邓小平曾就此指出：“遵义会议以后，毛泽东同志对全党起了领导作用……尽管名义上他没有当什么总书记或军委主席，他实际上对军队的指挥以及重大问题上的决策，都为别的领导人所承认。”“朱德同志、周恩来同志、张闻天同志、王稼祥同志，他们这些同志确实照顾大局，确实有党性原则，只要毛泽东同志的意见是对的，都一致支持，坚决执行。”[17]84-85遵义会议后的中央领导人不顾及职务、权力、名誉、地位，革命为重、大局为重，表现了崇高的革命品德。
　　应该说，受到严厉批评的博古也是顾全大局的。在遵义会议上，他“没有完全彻底的承认自己的错误”，[3]42但他的态度是正确的，按照民主集中制的原则办事，严格遵守会上通过的决议。当时凯丰曾建议他不要交权，但博古没有听凯丰的意见，以大局为重，不考虑个人得失，根据政治局多数人的意见主动交了权，实现了中央领导层的平稳过渡，维护了党的团结统一。后来在反对张国焘分裂主义的斗争中，博古坚定地站在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一边，为维护党和红军的团结与统一，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党的领导人追求真理、维护真理的崇高品质和为党负责、顾全大局的态度，保证了遵义会议的成功召开。贯穿整个会议的这种思想境界，无疑应是遵义会议精神的重要内容。
　　这里附带说一点，遵义会议上中共领导人为远大政治理想奋斗和献身的理念，为党负责的高度的政治觉悟、大局观念和责任感，是革命战争年代绝大多数中国共产党人的基本政治品质，也是后人认识和评价他们时应该把握的基本点。如果用一般世俗的眼光看待他们，必然走偏。
　　四、独立自主
　　遵义会议是中国共产党第一次独立处理面临的重大问题。
　　中国共产党是在共产国际帮助下正式成立的，1922年中国共产党加入共产国际，共产国际和中共建立上下级、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这种关系，实际上就规定了共产国际可以干预中国党的事务，包括改组中国党的领导机构、选择领导人。而处在幼年的中国共产党，各方面都不成熟，中国革命是什么革命，应该如何革命、如何组织队伍、如何决策等等，甚不清楚，因此也就需要共产国际的指导。所以在遵义会议前，党的历次全国代表大会、重大决定及领导人改变等都是在共产国际的指导、帮助和批准下进行的。比如，大革命失败的严峻形势下决定继续革命方针的八七会议，是根据共产国际指示并在其代表罗明那兹、纽曼帮助下召开的，八一南昌起义是请示共产国际后举行的。党的领导人也是经过共产国际选择和确定的。陈独秀在中共一大到五大担任中共中央领导人，既有历史形成的原因，也有共产国际认可的因素，并且后者的分量很重。1927年7月12日，陈独秀离开中央领导岗位，也是执行共产国际“不遵守国际训令者剥夺其在中央之领导权”指示的结果。八七会议后瞿秋白主持中央工作，六大上向忠发的突起，六届四中全会王明的上台，都是共产国际作用的结果。长征前夕召开的六届五中全会，其中央政治局委员名单也是共产国际决定的。甚至连1934年中央红军实施战略转移的决策也是经过共产国际批准的。概括地说，遵义会议之前，中国共产党长期是在共产国际的指示下开展工作的。举凡重大事项、重大决策、重大活动，大都或者根据共产国际的指示，或者是请示共产国际批准后进行的，中共几乎没有单独作过重大决定。
　　遵义会议之时，党与共产国际的联系中断，已经没有可能请示，也得不到它的指示，客观条件的限制逼迫中共改变原有的工作模式，自主地去解决面临的现实问题。这是一个严峻的考验，它要求中国共产党人自己去研究、解决问题，是在检验中国共产党人的能力和水平。但另一方面又是一个机遇，来自共产国际不适合中国国情的指示及其相应产生的各种教条主义的干扰没有了，有利于党结合当时的实际情况作出正确的选择。　　中国共产党人在遵义会议上给出了圆满的答卷。经过14年艰苦卓绝的斗争磨练，党已经有了毛泽东、周恩来等一批在斗争实践中成长起来、把马克思主义和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卓越领导人；张闻天、王稼祥等曾执行“左”倾教条主义路线的人，也在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和长征初期的一系列挫折中觉悟了，认识到固守教条、依靠洋人是不行的，必须改变过去的思维和做法。于是，中国共产党人根据自己的认识和判断，召开并主导了遵义会议，第一次独立自主地作出了战略决策、改选了领导人。历史证明，遵义会议的决定和选择是正确的。
　　需要强调的是，遵义会议是在否定和排除共产国际军事顾问李德的情况下举行的，它特别凸显了党的领导人的独立自主的意识。
　　更为深远的影响是，由遵义会议启动的独立自主精神，成为党领导中国革命的常态。在其后的长征途中，党的重大决策，都是党的领导人根据军事形势和面临的实际情况而独立作出的。经过一系列实践，党内独立自主领导中国革命的意识进一步生发，党独立自主领导中国革命的能力不断得到锻炼和提升。经过长征，随着毛泽东领导地位的确立，党逐渐形成了独立自主领导中国革命的优良作风。正因如此，毛泽东后来指出：“我们认识中国，……真正懂得独立自主是从遵义会议开始的”。[17]39
　　回顾中国革命的历史，我们清楚地知道独立自主对中国革命的极端重要性。而遵义会议凝聚了独立自主的意识，彰显了独立自主的作用，使之成为党领导中国革命的基本思想，因此它毫无疑问是遵义会议精神的重要内容。
　　五、实事求是
　　遵义会议是为纠正错误、挽救危局而与党内的错误领导进行斗争的会议，其实质就是实事求是思想路线和教条主义思想路线的斗争。
　　博古、李德的错误领导和指挥，导致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和长征初期的重大损失，而他们的错误从根本上说是教条主义的错误。博古犯错误的显著特点是机械运用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词句，照搬照抄共产国际指示。他在1943年9月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检讨说：他完全遵从共产国际路线，“执行了这个路线，而且在执行中把它发挥了，极端化了。”[18]481因此，他在中央苏区全面推行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因为不懂军事，所以完全信赖和听从共产国际军事顾问李德的意见。而李德既不懂中国国情又毫无中国革命的实践经验，只是完全照搬苏联的军事教科书、军事条令和正规战争的经验，且自以为是，听不进不同意见，脾气暴躁。⑥于是，他们在第五次反“围剿”中，完全否定毛泽东切合敌我情况制定的、前几次反“围剿”作战屡试不爽的军事路线，宣称：“‘游击主义’的黄金时代已经过去了，山沟里的马列主义该收起来了”，提出一套“新原则”，打“正规战”。结果红军经过一年奋战，没有打破敌人的“围剿”，中央苏区大部被敌人侵占。在针对严重的敌情、实施战略转移过程中，又实行“大搬家”，几乎把所有的“坛坛罐罐”都带上了，结果大大减弱了红军的机动性和战斗力，给了敌军堵击、截击和追击的可乘之机，造成湘江战役的惨重损失。其后，他们不顾蒋介石在通往湘西要道上部署重兵的严重敌情，坚持原定计划。倘若如此，必将陷敌重围，有全军覆没的危险。
　　正是基于他们教条主义领导和指挥的错误与危害，在生死存亡的紧急关头，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等与之争论，奋起挽救危局，并促成了遵义会议的召开。
　　通道会议、黎平会议上的争论，焦点是红军是按原定计划向敌军密集的湘西行动还是另辟新路、改向敌人力量薄弱的贵州前进。两种主张反映的是两种思维，是固守原定方案还是因地制宜，敌变我变。从思想路线的角度看，实际上就是教条主义和实事求是的争论。
　　正因如此，“黎平转兵”不仅避免了红军陷入重围甚至全军覆没的危险，而且一下子把十几万敌军甩在了湘西，减轻了中央红军的军事压力，争取了主动。同时其更大的意义在于，这是毛泽东为代表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对王明“左”倾教条主义思想路线斗争所取得的一次带有决定性的胜利，为党进一步战胜教条主义统治开启了一扇门。
　　遵义会议对博古、李德的批评，实际上是对其教条主义思想路线的批判。会上大家的发言，集中批评的是他俩脱离实际的领导和指挥。张闻天根据会议精神起草的《中共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的决议》，强调指出：第五次反“围剿”不能胜利的主要原因，在于“我们在军事领导上战略战术的错误路线所产生的恶果”，[4]5并运用毛泽东创造的克敌制胜的军事思想，通过具体作战事例，逐条批驳了博古“正报告”关于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原因的解释，说明博古、李德脱离中国革命和中央苏区实际的“战略战术的错误路线”。遵义会议决议的这个分析，实际上指出了他俩犯错误的根本原因，就是“违反了中国国内战争中战略战术的基本原则”，[17]39所谓“军事领导上战略战术的错误路线”，即是教条主义的错误。
　　遵义会议对博古、李德的严厉批评，决定取消“三人团”，会后由张闻天取代博古“负总责”，从而结束了“左”倾教条主义的统治。
　　遵义会议在纠正教条主义错误的同时，彰显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它给中央领导人和红军将领很大的教育，启发和推动他们树立实事求是的思想观念。
　　遵义会议补选毛泽东为政治局常委，参与军事工作――当时党的主要工作的领导。毛泽东善于把马列主义的原理同中国革命的实际相结合，根据敌我形势和实际情况颇多创造，在艰苦、困难的条件下开创了革命的大好局面，是实事求是的典范。毛泽东进入中共中央领导核心，并事实上发挥主导作用。从指导思想上讲，毛泽东代表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开始成为党在决策中的指导思想。
　　总之，遵义会议阐发和弘扬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中国革命是马克思主义和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胜利，是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胜利。而开启全党实事求是大门的遵义会议，对中国共产党思想路线建设、对中国革命的贡献是巨大的。因此，实事求是应是遵义会议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注释：①中央红军突破国民党第一道封锁线减员3700人，突破第二道减员9700人，第三道减员8600人，即在湘江战役前已减员22万人（中共桂林市委员会党史研究室等编：《红军长征突破湘江》，中共党史出版社2001年版，第19页）。据此计算，湘江之战中央红军损失3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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